给思琪，告诉她自己流产的事，思琪也向伊纹哭诉她对世界的失望，对小说赏善罚恶的好结局和大团圆的抒情传统的抵触，她希望人们承认有一些痛苦是毁灭性的、不能和解的，“正面思考是多么媚俗！”尽管如此，她还是宁愿成为一个媚俗的人，宁愿保持某种程度的无知，不愿察观“世界的背面”。思琪疯了之后，伊纹对怡婷说，你可以“假装从没有小女孩被强暴”，“假装世界上没有精神上的癌”，“但是你也可以选择经历思琪曾经感受过的痛苦”，甚至可以写一本愤怒的书，让读者们不用接触就能看到“世界的背面”。
世界的背面是什么？翻开我们从小到大的课本，其中的内容都是近乎一色的真、善、美，世界的背面——假、恶、丑——被屏蔽了。真、善、美在我们的认知活动中出现的步调如此一致、频次如此之高，以至于我们很轻易地在这三者之间划上等号，并将它们覆盖我们所认知的世界。在我们大多数人看来，真、善、美是统一的，甚至是同一的。如果我们画三个圆分别代表真、善、美，在这种简化的图式中，这三个圆是重叠的。然而，事实也许是，这三个圆只有很小很小部分相交叠，它们各自有很大一部分袒露着：真的不一定是善且美的，善的不一定是真且美的，当然，美的也不一定是真且善的。
世界的正面是经过言语（或思想意识）雕琢和净化了的真实世界，那里有理想国和乌托邦，小说中的思琪和现实中的林奕含都曾努力活在世界的正面，直到一股歪斜又强劲的外力把她们拖拽到世界的背面，但她们对世界的正面总有些念念不忘，害着剪不断的乡愁。林奕含生前在采访中提到李国华和胡兰成畸形的思想体系，这些思想体系本来很多的裂缝，但他们用言语去弥补，最后变得无所不包又坚不可摧。而思琪和林奕含的思想体系是周正的，也是封闭的、脆弱的，她们抵斥与自己思想体系不相协调的事物，因而她们很难接受崇尚美、追求美的文人会做出恶的事，也不能接受被侵害的自我。李国华和胡兰成没有被罪恶感淹没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思想体系的开放性，他们知道自己过去的行为无法改变，但可以改变的是对自己行为的认知，通过自我辩解很轻松地让自己心安理得了。但是身为女性的思琪和林奕含更多地专注于自身的体验和感受，这些体验和感受有强化了原有认知的倾向。我无意分析这两种思想体系的好坏，我只是想指出，她们的思想体系可能像温室一样积压了这些痛苦。思琪和林奕含受到的伤害和感到的痛苦是实实在在的，另外，社会、文化等因素都对施害者有利，受害者只能沉默、忍耐，将痛苦封锁。
再进一步延伸，李国华和胡兰成的思想体系是否代表了一种较为普遍的男性处世之道？与此相应而房思琪和林奕含的思想体系是否代表了较为普遍的女性世界观？当然，作这样的延伸是很危险的，我仅谈谈自己粗浅的看法。人类历史上，男性长期以来作为社会规则的制定者，也同时扮演着另一角色——社会规则的破坏者。他们似乎能游离于规则之外，很清楚地瞥见规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