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
因此，他们严厉地批评了imf的结构改革计划，认为它实际上等于代替亚洲政府对经济实行了新的干预，其结果不仅对亚洲经济的恢复毫无帮助，而且必然会影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同时，他们还指出，imf虽然给遭受危机最重的泰国、韩国和印度尼西亚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紧急援助。
但是它与每天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流动的2万多亿美元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根本于事无补。有些人甚至提议，应当解散imf。
3、激进主义或新经济论
这一流派的人数也不多，但是成员比较复杂，既包括亚洲国家中像马哈蒂尔那样的民族主义领袖。
也包括发达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以及那些不同意结构主义和市场主义的专家学者。
这一流派的特点是，强调指出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实力的差异，以及现行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内部缺陷。
同时，他们论证了弱小国家的政府对民族经济进行干预和保护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并且试图提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
例如，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认为，亚洲货币的暴跌是少数投机家“人为操纵”的结果。
他还指出，由于国际金融资本的实力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因此后者甚至无力决定本国货币的汇率水平。
他原先的副手安瓦尔也指出，这些“邪恶的”投机活动的成功证明了国际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亚洲国家领导人的观点，不仅得到了发达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的支持，也得到了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和一些国际经济机构官员们的赞成。
例如，美国《波士顿环球报》的一篇文章指出，亚洲政府对经济的管理虽然可能使某些私人企业的利益受到一定的限制。
但是它有利于保护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反之，不受管制的贪婪必然导致不公正，而不公正又必然导致社会的不安和动荡。
世界银行副行长斯蒂格利茨也明确指出，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不是由于政府的干涉过多，而是由于干涉过少。
比如在建立健全管理框架之前就取消了对外资的必要限制。
他进一步指出，许多人在批评亚洲各国政府的时候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每一笔贷款不仅要有借方，也要有贷方。
因此，对金融危机的发生，双方“共同负有责任”。
从上述观点出发，这一流派对结构主义和市场主义的政策建议都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他们认为，那两派的观点和主张，实际上是有利于发达国家的贷款者，而不利于亚洲国家。
因此，他们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建立新的国际经济机构，或者强化现有国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