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党争，主要起于文官各集团的利益，而争夺利益的各党或各党中的小集团，在利益较模糊时，对利益相关的内容，如权力或话语权等，是否符合其党认定的封建道义的原则认识不清，各自按自己的理解行事，有的甚至是地下行事，这就加剧了党争的复杂性，外部人一时难以了解或看清，争斗中的各党在斗中不惜代价，以至迷失道统。
争权，就是为了争取更大的可取得利益的权力，而党争加剧了这种利益争夺的趋势。也许党争之初是怎样为朝庭服务，后来才增加了维护士大夫高人一等的社会秩序的问题，而维护士族高人一等的社会秩序就必然有维护自己党的私利，有私利就不可能避免出现只为私利而不顾朝庭之事的现象。既然出现的追求私利加剧化的现象，就难以守住封建士大夫的底线。
明末的党争，实质上是封建道统之争，早期的党争，是对一些士族利益的内容，是否符合封建道统的原则认识不清而产生的道义之争，后期是突破底线，只为利益，不为道义，由封建道统走向没有道统，或走向无道。
封建士族习惯于骂较差的君主为无道昏君，从来没有意识到除了无道昏君外，还是无道大臣，明朝大臣或文官集团掌握了朝庭相当程度的大权，也演化出无道大臣之现象，走向无道就离灭亡不远了。
史实也是这样，天启间，东林党突破封建文人的底线，启用江河术士汪文言击败齐楚浙多党联盟，再由阉党更无底线的击败东林党。事实上，从齐楚浙多党联盟败落起封建道统就开始崩溃，以后只是苟延残喘。明末党争，也实质是文官的道之争，是文官走向无道之过程。
朱弘很清楚，封建士大夫的道，皇帝也不得不尊守，即使是皇帝也没有力量不顾士族而提出什么万民平等，国人至上。以皇帝身份调整封建士大夫之间的利益，是可以的，不至于一下子就天下大乱，如果学后世的利用农民阶级去反对地主阶级的方法，那天下可能一下子就乱了，众地主就会象打王莽样齐声喊打昏君。
朱弘所想象的道与士大夫之道有差异。对民的理解上，朱弘认为民是天下万民，包括流民和各行各业的人，士族理解的民只是士族，其他人都是贱民，可以不管。朱弘认为，农民和流民也是天下生灵，必须救济，失去了农民或流民，就可能失去天下大半。士族认为，天下是皇帝的，经济利益是士族的，皇帝与士族各取所需，士族不能动皇帝的天下，皇帝也不能动士族的经济利益，就是限制士族经济利益救济流民也不行，皇帝有能力就另想办法，没能力就不要去救贱民。
朱弘认为，末世社会和灾难时期，天下所有人都应共渡难关，共同维护天下大局，士族认为，天子有德才能不遭灾，天下危机不应由士族来负担。
朱弘也认为明朝的俸禄较低，不够官员及其家属的生活费用，必要的补助是必须，其实明初就朝庭清楚官员的俸禄较低，太祖时用宝镖来补充不足部分，到明末，宗族镖实际已废，是考虑补充那宝镖部分的俸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