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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一见到狱卒转交的熏鱼，脸“刷”就白了，以为必死无疑。他悲悲切切写了两首绝命诗，向兄弟、妻儿交代后事。诗中有一句：“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诗文类似一首歌的歌词：娘啊，儿死后，你要把儿埋在那洪湖旁，将儿的坟墓向东方，让儿常听那洪湖的浪，常见家乡红太阳。
苏轼的兄弟苏辙看到绝命诗悲痛欲绝。他把诗转呈皇上，恳请以自己的家产官爵赎去其兄之罪。宋神宗深受感动，也欣赏苏轼的才华，下令将他从轻发落，贬官外放。
当时朝廷的确有人主张判苏轼死罪。他的政敌把苏轼的牢骚上纲上线到“恶攻罪”，指控他恶毒攻击国家zgldr，非要置他于死地而后快。
倒是王安石出言反对，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苏轼被发配到黄州（今湖北省黄冈），这才有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绝唱。
司马光上台后召回旧党（维护旧政的人）。苏轼一度也被召回。但是苏轼跟旧党政见不合又被外放杭州任职。苏轼在杭州主持疏浚西湖，修了一道长堤。这道长堤成了一条风景线，被人称为“苏堤”。
司马光主政后将新法全部废除。他在废除新法的同时也清除新党，把王安石那一派全部撵走。
早被罢官回家的王安石见改革成果尽毁忧心而死。
为国理财的王安石死后没为自己的儿孙留下一点遗产。
几个月后，司马光也一病而死。两个政敌相约到另一个世界打嘴仗去了。
其实王安石变法后世也一直在争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从国家的角度，变法有助于富国强兵，让政府和军队正常维持下去，是好的；从百姓的角度，变法与民争利，让百姓有活不下去的感觉，是坏的。全面衡量之后是好是坏，很难讲。
就像现如今政府依赖土地财政，你说是好是坏呢？地价、房价步步走高，政府是欢迎的，百姓是不欢迎的。房地产火爆造成的虚假繁荣掩盖了其他产业生产低迷问题。
王安石变法没有直接触及宋朝最关键的问题，也就是三冗问题，相反掩盖了三冗问题。理财性变法使三冗有条件继续维持下去，也减弱了政府解决三冗问题的压力和紧迫感。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但又没有提出更好的改革措施，只是全面废除新法恢复旧法，给人反对改革、思想保守的印象。
宋朝当时的状况是三冗和积贫积弱问题越来越严重，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王安石主张变法是对的，只不过具体措施值得推敲。这属于改革曲折前进的问题。摸着石头过河，有问题就改嘛。大家群策群力，总能找到利国利民的好措施。但改革一定要坚持，然后在改革过程中不断完善改革措施。这是正确的思路。完全废除变法恢复旧态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苏轼在新